糊名与誊录：宋朝考官为什么看不见考生的名字

考官先看见的是名字

唐代科举，行卷与通榜是明面上的事。考生把平日诗文投给名公，考官在考前就知道谁有才、谁是谁的门生。录取不完全靠卷面，也靠声誉与人脉。这套办法能选出文章好的人，也容易把考场变成关系场。

宋初接着唐五代的习惯，科举的公平问题很快摆上台面。建隆、开宝年间屡次下诏约束，但真正的技术性改变，是让考官“看不见”。

糊名：把名字盖住

宋太宗淳化三年殿试，开始糊名考校。做法是把卷首的姓名、籍贯、家世用纸糊住，编号代替人名。真宗景德四年，省试也糊名。到这一步，考官至少不能凭名字认人。

但糊名不够。字迹是另一张脸。考官熟悉门生的笔迹，糊住名字仍能认出来。于是有了誊录。

誊录：朱笔抄一遍

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，置誊录院。考生的墨卷先由书吏用朱笔抄成副本，原卷封存；考官只看朱卷。抄完还要“对读”：另一批人逐字核对，防止抄错、改字。誊录院有监门官、巡铺官，锁院期间人员不得随意出入。

这样一来，考官看到的是：一份没有名字、没有笔迹、只有编号和内容的朱卷。录取标准被迫回到文章本身。

锁院里的欧阳修

嘉祐二年，欧阳修知贡举。他和同僚入院即锁院，从任命到放榜不得回家，也不能见外客。这一榜后来很有名：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程颢、张载都在其中。

欧阳修读到一份写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的卷子，文风老辣，怀疑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，为避嫌把它压到第二。放榜后才知道作者是苏轼。这个故事常被当成佳话，其实说明另一件事：糊名誊录之后，考官连“这是谁写的”都只能猜。

制度也有成本

誊录要养一批书吏、对读官，贡院要设专门的誊录院，考试周期因此拉长。抄写错误、对读疏漏仍会发生；考生也可能买通书吏。但比起凭名声录取，这套流程把可操作的空间压小了很多。

宋代取士规模大，每榜进士常三四百人，糊名誊录配合锁院、巡铺、监门，形成一整套考场技术。明清沿用的弥封、誊录，源头就在这里。科举的公平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层层把“人”的信息从卷面上剥掉。

考场里的另一面

糊名誊录管住了卷面，管不住考场外。举子入场要搜检，带着干粮、砚台、灯烛，考数日不得出；巡铺官盯着交头接耳，监门官盯着出入。仍有人把书册藏在衣里、把答案写在饼上。

制度越细，作弊越像一门手艺。科举的公平，是靠不断加码的流程维持的；流程的每一环，都要用人、用钱、用时间。